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保证宪法实施中最重要的两项任务是维护法制统一，监督纠正发生在地方的各种违宪行为。
户籍制度的成功，对于选举体制的影响就是，城乡彼此区隔的政治生态被强化，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模式。我国选举法的修改本意是好的，是想给予农民更好的选举权保护，但是这本身就是一种群体歧视心态的反映。
取消农民代表与城市代表的区分之后，各级人大中农民的利益依然能够得到表达，因为每个选区事实上的人口结构并没有改变，会改变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越来越融入城市生活，从而实质上变成了城市选民，但这一过程不会带来制度上的紧张。(15) 常规的选区划分即Regular districting，见前引(11) Shaw v. Reno (16) 见前引(11)Shaw v. Reno(17) Aurelia George Mulgan, Electoral Determinants of Agrarian Power:Measuring Rural Decline in Japan, Political Studies(1997), XLV, 875-899(18) 美国宪法地十四修正案规定了法律的平等保护原则，在这个原则下，缺乏正当理由的对公民进行的大规模区分很可能就是违宪的，法院将对设定这种区分的法律或政府行为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参见Chemerinsky, Constitutional Law, Aspen Publishers New York, NY, pp 642-650,663-720作者简介：秦前红，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有选举制度上的农民代表和城市代表的区分超越了简单的职业区分，而是同一政治共同体内的身份歧视，这种身份的区别在全国范围内铺开，在各级人大的代表结构中反映出来。在过去，农民作为一个整体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而作出牺牲。2、严格的城乡二元体制将导致选区划分进退失据、支离破碎选区划分是选举制度的运行基础，通常而言，选区边界是相对固定的，只是根据定期的人口普查进行相应调整。
也就是说，多数决是用来在具体的、个案的政治决策中形成决议，不是为了制造一个长期不变的、无法被挑战的多数政治团体。城乡分开选举各自的代表、分开计算代表名额分配以及分开履行选举流程都是户籍制度的副产品，而不是基于某种系统的、融贯的选举权理论考量之下的理性设计。另一方面，在他们各自不同的政制诉求背后，是两种不同的法哲学。
何以故，盖国也者积民而成者也，……欲国之强，必自全国之民各合其力以办其所当办之事始，地方自治者，民生自然之理也。二、地方自治：辛亥革命前梁启超国家结构思想的基本取向19世纪末，经过甲午战争的冲击，尽管在某些得风气之先的士大夫眼里，天下已经变成了万国，以家-国-天下为骨架的政治结构与秩序框架已经趋于坍塌，但是，政治机器的解体总是要比思想上的松动滞后几个节拍。今世联邦国之最著者，莫如德、美。[17]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1071-1073页。
进入 喻中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革命 梁启超 单一制国家结构 。如果说，为了联邦制合众国的建构，独立战争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上的支持，1787年宪法的制定提供了政治与法律上的保障，那么，以《联邦党人文集》为核心的建国文献就提供了思想与理论上的依据。
梁启超认为，国家为一种有机体，非一时所骤能意造也，其政治现象之变化，必根据于历史。梁启超对国家主义的认同，从积极的经验方面看，是鉴于国家主义在德国、日本已经取得的实践效应。[31]然而，要建设一个完全国家，要让国家之组织健全起来，就必须建立一个单一制国家。而且，相对于中央集权来看，地方自治与民众具有更紧密的关系，如果全国民众通过地方自治机构，更多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和创造力，国家的强盛就有了根本的保障。
在来自异域的国家主义之外，来自本土的法家思想，也是梁启超认同单一制国家结构的思想渊源。梁启超反对联邦制的国家结构。其纯主干涉者，则法家而已。[4]在这样的评价体系中，梁启超是一个落伍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
还是必须从一开始就聚焦于外来危险，并选择最善于抵御外部威胁、实现自我保存的那种内部社会？这一问题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古代‘理想主义与马基雅维里及其后继者的‘现实主义区别开来，前者关注最好的社会，而后者关注防御的必要性。在此之前，大一统的中华已经习惯于单一制的政治结构，根本就不发生单一制/联邦制的选择问题，是辛亥年间的各省宣告独立这一事实，已经在中华大地上造成了联邦制的可能趋势，才使单一制/联邦制的选择成为了一个极其现实、不容回避的政治法律问题，凡一问题之发生，皆起于不得已，今既有各省独立之事实，人人忧将来统一之艰，然后心理乃趋于此著。
对于这种朝廷意义上的国家，或者把朝廷与国家相等同的观念，顾炎武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他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详见，[美]斯托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宪法反对者的政治思想》，汪庆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月4月版，译者前言，第2页。
三、辛亥革命的发生与梁启超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的形成如果说，在辛亥之前，梁启超的国家结构思想主要是在中央集权/地方自治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且立足于论证地方自治的积极意义，那么，武昌起义之后，梁启超的国家结构思想则主要是在单一制/联邦制的二元框架下展开的，主要立足于论证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必要性。……我相信，这一问题也是区别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的决定性因素。[33]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也许只有法家学派能够较好地满足梁启超的思想期待，正如他自己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一文中所言：当我国法治主义之兴，萌芽于春秋之初，而大盛于战国之末，其时与之对峙者有四：曰放任主义，曰人治主义，曰礼治主义，曰势治主义。[15]梁启超：教育政策私议，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758页。在此等结构之国，其国家自减缩其行动之范围，而一以放任之于私人，其人民之监督公共事业也，亦无鞭长不及之患。根据梁启超只论政体，不论国体的著名论断，[2]可以发现，辛亥革命期间，在梁启超的思想世界中，单一制与联邦制的问题占据了相当突出的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的梁启超虽然强调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的并重，但他还是认为，地方自治更具基础性、本源性——地方自治越成熟，国家的根基就越巩固。[14]可见，此时的梁启超比较看重地方自治对于自由、民权的支撑作用。
[31]梁启超：中国立国大方针，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488页。在政治法律思想领域，只要提及建国文献，人们最容易想起的，是以《联邦党人文集》为代表的美国建国文献。
重温梁启超在百年前写成的建国文献，其实就是在重新梳理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道。梁启超希望借助单一制国家结构，在列国激烈竞争的环境下实现富国强兵、救亡图存，体现了一个中国式反联邦党人对于国家结构以及国家建构的想象与期待。
[38]在清末民初，在革命派/改良派的二分法中，梁启超作为改良派的主要代表，相对于革命派来说，其保守倾向也是极其明显的。[18]详见，梁启超：上摄政王书，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554页。由此可见，梁启超最初的地方自立思想，并不是理论推导的结果，甚至也不是对国家结构进行通盘考虑的结果，而是一个应急性的救亡之策：万一多数国土都沦为了列强的势力范围，总还有一二省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为中华文明留下一线生的希望。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梁启超虽然影响巨大，但是，按照当代流行的革命化的政治尺度与叙事框架，他常常被置于否定性人物的行列。
为此，梁启超在自己拟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之第一条就规定：中华民国永远定为统一共和国，梁启超还特别说明：共和上加统一两字者，示别于联邦制也。然而，在当代学界，在张朋园关于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的专题著作中，虽然在强有力的政府：中央集权与保育政策的小标题之下，指出了任公为实现其‘强有力的政府理想，既不主张以立法控制行政，且反对地方分权主义，在民权高张声中，敢于别树一帜，[7]但基本上没有直接提到梁启超的单一制国家结构思想。
而一个完全的国家，离不开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试观各先进国中央与地方指臂之相使、头目之相捍何如，而我则何如？因此，要建立一个结构致密的完全国家，就必须排斥个人主义、地方主义，因为，个人主义昌，其妨国家成立者一。其次，它也是共和、立宪的制度载体。
1908年，在上摄政王书中，梁启超又强调了地方自治的重要性，他认为，只有先养成公民自治、地方自治的习惯，才能召开国会，建立立宪国家。[11]梁启超：戊戌政变记，载梁启超：《梁启超全集》，北京出版社1999年7月版，第242页。
故两者之利害，本无商榷之余地。因而，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时期阐述的立国大方针、新中国建设之道，[1]构成了中华民国初创时期居于核心地位的建国文献。美国的反联邦党人也反对汉密尔顿等人所主张的联邦制。比较而言，我国昔虽为封建，而废绝已两千年，无复痕迹，虽人民私权，政府向不干涉，缘放任结果，留自治之美风，然欧美人所谓完全自治机关，求诸我国，实渺不可得。
这样的建国者绝不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诸侯，而是具有现代政治意识和政治能力的政治家（俊髦）。可见，梁启超所理解的立国，不仅仅是让国家强盛，不仅仅是建立一个政权（朝廷的替代物），而且还包含了让现代民族国家从无到有地建构出来的意思。
当然，梁启超对国家结构的探索有一个萌芽、逐渐展开、从自发到自觉的深化过程。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首先阐明了问题的由来：我国之大一统，逾两千年。
[22]梁启超：致徐勤书，载李华兴、吴嘉勋编：《梁启超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601页。第四，正如前文已经提及的，他们都是政治上的失败者。